宜家遭遇中國難題：老年人的公共空間爭奪戰(zhàn)

近日，大爺大媽們又一次引發(fā)媒體和社會的廣泛關注。事情的起因源自上海宜家徐匯店發(fā)布的一則《告顧客書》，其中稱“在宜家餐廳出現(xiàn)了一個非法的相親群體，這個群體占用了宜家餐廳舒適的就餐環(huán)境，長時間占用座位，自帶食品及茶水，大聲喧鬧，隨地吐痰，打架及斗毆。這些不文明行為已經嚴重影響宜家餐廳的正常運營和廣大顧客正常用餐。”并開始實行先購餐，后入座的經營模式，未消費者不得占用座位。這已經不是宜家第一次發(fā)布所謂的《告顧客書》，早在2011年8月，宜家也針對這個群體發(fā)布了內容類似的“限制令”，并把這個群體明確為主要年齡在45-65歲之間的人群，同樣稱其因不文明舉止影響了宜家的正常運營，為此設置了免費咖啡專用區(qū)（即一些沒有座位的高桌），并說明這么做的宗旨是出于“For the many people”。

仔細讀宜家的《告顧客書》，不難看出：首先，在宜家的敘述中，這部分老年群體與大多數(shù)消費者是不同的，他們是異類；第二，在宜家的敘述中，這部分老年群體是“不文明的”、“沒有素質的”、“非法的”，甚至是“暴力的”；第三，宜家號稱其是站在大多數(shù)人的立場上發(fā)布的“驅逐令”，那么大多數(shù)人又是代表誰的利益呢？籠統(tǒng)地說，大多數(shù)人代表著花了錢的消費者，即宜家判定誰應該被維護而誰應該被驅逐的標準是單一的消費邏輯，即買東西的理應享受服務，而沒有花錢的就應該被“區(qū)隔”。在宜家的敘述中，這部分老年群體被簡單地代指為“不文明的”、“素質低下”的與大多數(shù)消費者相對立的一部分人，在消費的邏輯下，他們理應被區(qū)隔甚至被驅逐。

2016年10月11日，上海漕溪路，宜家餐廳中午爆滿。

被消費侵占的公共空間

在當下主流媒體的敘述中，給老年群體的標簽總是帶著污名化的成分。比如，提到“中國大媽”似乎就意味著成幫成群、制造噪音、不夠理性等，無論是把廣場舞跳到全世界的中國大媽，還是搶購黃金的中國大媽，抑或是此次事件中的老年相親團，都有著被污名化的嫌疑。這種貼標簽式的命名方式的主體共享著一套關于“文明”、“素質”、“理性”等的中產話語，把老年群體視為他者。喜歡“占領”是貼給老年群體的標簽之一，此次宜家與老年相親團沖突的主要原因也是老年人以不消費的形式“占領”宜家餐廳。如果說輿論對廣場舞大媽的批評停留在抱怨的層面，那這次宜家老年相親團事件中，輿論似乎更同情宜家。同情宜家的基礎在于，與廣場相比，宜家空間更是消費的空間，而廣場畢竟還具有一定的公共空間的公益性，在消費的邏輯中，花了錢的才能享受，不花錢的只能讓位，因而宜家才獲取了所謂驅逐老年相親團的合法性——以不消費的形式占領了消費空間才會遭到攻擊。

但是，公共空間與消費空間之間的界限真的那么清楚嗎？如列斐伏爾所說：“空間是社會性的；它牽涉到再生產的社會關系，也牽涉到生產關系�！鄙虾＝�年來的巨大變化，表現(xiàn)在城市空間結構的變化調整以及新的日常生活空間類型的不斷出現(xiàn)，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資本實現(xiàn)了對社會空間的重新建構。在大規(guī)模的城市化過程中，許多原本的公共空間被消費空間所取代，公共空間和消費空間已經界限模糊。在資本、市場以及政府的合力作用下，空間的功能可以輕易轉化，而這種轉化也大都實現(xiàn)了向消費空間的轉化。于是，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消費空間和公共空間基本是重合的。

越來越多龐然大物式的購物中心霸占了原本非消費性的社會空間，形式多樣的大型主題樂園加入到城市空間中來，展覽館和博物館遍地開花……消費空間大面積地在城市中蔓延，原本的日常生活空間與公共空間被占用，因此我們看到曾經充斥著生活氣息的石庫門被改造成小資洋氣的“新天地”，曾經可以在其中談論家常的弄堂變成了文青膜拜的“田子坊”，老年人曾經談情說愛的外灘情人墻被大氣整潔的濱江風光帶取代……值得注意的是，消費空間往往并不與老年人親近，年輕人以及兒童才是消費空間瞄準的主要群體。放眼望去體量巨大、琳瑯滿目的購物中心，其中有哪些部分是專門為老年人服務的呢？你又何曾在以“娛樂”、“審美”等為主題的樂園或美術館中見過大量的老年人的身影呢？難道他們就沒有權利娛樂與審美嗎？顯然，相對老年人來說，年輕人是更有消費能力的，或者說是更有消費意愿的。從廣義的程度上講，老年人是被排除在消費空間之外的，而大多數(shù)的公共空間是隨著城市化的進程轉化成消費空間，也就是說，越來越多本來屬于老年人的公共空間逐漸被轉化為排斥老年人的消費空間。

宜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宜家以一個大型的連鎖家居商場坐落在城市中的時候，其背后也是對原本城市空間的改造和霸占，它占據(jù)著城市的街道，同時也改變了其周邊的原生環(huán)境和居民的生活方式。原本的日常生活與公共空間被消費空間侵占，公共空間與消費空間的界限逐漸模糊，似乎邁出家門就進入了消費空間，那么這些老年人又能去哪里呢？當年輕人可以在宜家中挑選到擁有設計感的廉價家居產品以適應他們流動性的居住，當年輕人可以在宜家餐廳以不貴的價格吃到蠻有格調的西餐，當宜家給“蝸居”魔都的年輕人提供讓“小家也可以擁有大幸�！钡脑O計方案時，難道被擠占了曾經的生活空間的老年人就不可以把宜家當成打發(fā)時間的地方嗎？從宜家對這些老年人的態(tài)度中可見以宜家為代表的消費空間對年輕人的“善意”與對老年人的“苛刻”。

餐廳長期被中老年相親群體霸座，宜家上海徐匯店開始封閉餐廳，沒有購買食物的人不能入座。

大都市中無處可去的老年群體

除此之外，老年相親團占領宜家背后還有更具體與復雜的因素。在這次宜家發(fā)布《告顧客書》使得老年群體問題又一次取得關注后，央視新聞對這些老年人進行了采訪，被采訪的老年人表示：“老年生活太過冷清，我們究竟還能去哪？”“也許大家都不知道老年單身的有多寂寞吧，有的孩子不在身邊，有的即使在上海，也不過周末來看看。”“自己家附近也有老年服務中心，可收費難以承受，每天收費30元，午飯另需10元。一天40元，對于退休工資不高、條件普通的中老年人來說，并不便宜。”可見，對于這部分單身的老年人來說，他們是缺少陪伴的，同時經濟上也并不寬裕，在對日常生活的選擇上，并不是完全自主的，只能遵循更經濟、更劃算的原則。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這種孤獨感和不自主，也是都市生活所帶來的問題之一。

在當代都市生活中，尤其是魔都這樣的超級城市，高速運轉的都市需要快節(jié)奏、高強度的工作支撐，這些工作和生活的壓力就落在老年人的兒孫身上，而人口老齡化加劇，可以陪伴老年人的年輕人卻大都無法在場。當然，并不只有老年人是孤獨的，孤獨感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感覺結構”，似乎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有種孤獨感，但年輕人相對于老年人更善于一個人消化掉孤獨感。當代年輕人更傾向于個人的原子化的生活，由于資本和技術對年輕人的親近，他們可以靠一個人追追劇、打打游戲也可以很好地打發(fā)掉時間，可以用各種各樣的APP解決衣食住行的問題。與年輕一代原子化的生活不同，老年人對集體生活的記憶猶在，他們的青春是在集體主義的時代度過的，同樣面對孤獨，也許老年人更希望找回他們的集體記憶，在宜家相親活動中他們能找到同伴，能打發(fā)掉他們的孤獨感，這是屬于他們的生活方式。

除了想要找到集體感之外，這些老年人聚集到宜家也是出于對實際生活狀況的考量。根據(jù)2011年的《申江服務導報》對上一次宜家區(qū)隔老年相親團的采訪，受訪老年表示：“小青年來得，為什么我們來不得！小青年能來這里喝咖啡，談戀愛，為啥阿拉勿好來？這個社會，我們下崗時沒人關注，我們老頭子在外面 外插花 沒人關注，我們小孩找不到工作沒人關注，現(xiàn)在倒要這樣關注我們！”從采訪中可以看出，宜家相親團中的老年人經歷了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化的過程，但并不一定在這個過程中受益，甚至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利益受到了一定損害。如今，他們大都是退休的工薪階層（或者是在市場化轉型期就下崗的），選擇宜家也是出于現(xiàn)實生活的考量，相對于用“文明”話語批評他們的人來說，無論是占有的經濟資本還是文化資本，他們都處于弱勢的一方，并不一定有能力去更適合他們的消費場所。

當更多的公共空間被消費空間擠占，對于在經濟、文化以及對技術層面都處在較弱勢一方的老年人群體來說，屬于他們的空間越來越少，適合他們消費水平的空間也越來越少。而喜歡聚在一起是他們長期以來形成的生活方式，但這種生活方式卻在資本的作用下遭到驅逐，在某種意義上，他們越來越無處可去。

2016年10月11日，上海漕溪路，一位長期來宜家的女士在和周邊老年朋友議論餐廳變化。

宜家面臨的中國式難題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的高速發(fā)展、住房政策的改革和越發(fā)原子化的個人主義的盛行，使得在中國的城市生活中，以住宅和居家為核心的意識形態(tài)逐漸風靡起來。居家意識形態(tài)讓人們認為營造一個理想的居家環(huán)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使得按照居家意識形態(tài)營造出一個“理想的家”成為一個均質的“神話”，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居家”被重視起來，這也為1998年進入中國市場的宜家家居（IKEA）提供了合理性。進入中國這十幾年來，除了讓顧客享受無處不在的北歐情調，像許多在華外資企業(yè)一樣，宜家沒有放松中國化的腳步。在產品設計、食品供應、展廳布置上注重中國式細節(jié)，在更深的層次上，宜家還在觀察著中國的社會性問題，宜家每年都會推出一份由其參與調查的《中國都市人居家生活報告》，這份報告通過大量的數(shù)據(jù)和深入生活細節(jié)的調查問題，試圖解讀中國都市人居家生活中的需求和問題。

宜家大戰(zhàn)老年相親團并不是其第一次接觸中國老年人，其實宜家一直在關注著中國的老年人，只是在宜家對老年人的預設中，他們應該是在溫馨的家中照顧兒孫的，是為了讓“家”更有味道而犧牲個人的情感的，是呼應居家意識形態(tài)的。比如，在2015年上海宜家曾舉辦了一個名為“為愛下廚”的活動中，宜家請市民報名講述自己的家庭故事，尤其是關于廚房的故事，并在其微公共號上選擇性的推送了五組活動，其中的一個故事叫做《三代同堂的味道》，“今天的主人公葛女士，為了與家人與孫子在一起，她現(xiàn)在放棄在外地頗有成就的生意，離開熟悉的環(huán)境和多年的老友，來到孫子的身邊，來到家人身邊，對葛女士來說家人如此重要，看著小孫子一點點長大，看著家人品味她做的每一頓，她體會到的是與事業(yè)成功所不一樣的幸福和滿足�！睆囊思疫x取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宜家關注到在人口流動過程中老人與子女異地生活的普遍性問題，但宜家對此給出的解決方案卻是一個架空的烏托邦式的“夢想廚房”。這顯然并沒有解決問題的深層矛盾，而只是觸碰一下問題的肌理，緊接著轉向了居家意識形態(tài)，轉向了刺激更多的消費。

在宜家的中國道路中，老年相親團可謂給宜家出了一道難題。本來，按照宜家那套關于“家”的溫情話語以及對老年人的預設，老年人應該安安分分地在家做飯和照顧孫子，營造一個溫馨的居家景象，誰知卻被老年相親團占領了餐廳。老年相親團本應該被與其他顧客同等對待，但為什么因為其不消費的行為就變成了非法與不文明的異類呢？宜家怎么變得自相矛盾了呢？答案很簡單，體驗式消費與低價只是宜家的銷售策略，是刺激消費的手段，但是老年相親團卻利用了這種策略來占領宜家，影響其創(chuàng)造利益，本來是為制造消費，卻反過來被中國的老年相親團“套路”了。

宜家的中國化背后的目的無疑是為了創(chuàng)造更多消費，無論是中國特色的食物，還是用上海話書寫的標語，抑或是宜家對中國老年人假想式的預設，都在遵循著消費邏輯和資本邏輯。當現(xiàn)實中的狀況和宜家的預設出現(xiàn)偏差的時候，宜家顯得措手不及。一旦出現(xiàn)其影響利益的力量，宜家迅速地揭掉溫情脈脈的假面。這種單向度的邏輯所導致的問題，在這次和老年相親團的交鋒中就暴露無遺：當宜家張貼告示說必須要消費才可以的時候，老年相親團買了幾塊錢的面包放在桌上充當“通行證”，這是否可以理解為消費邏輯面對老年相親團的too naive呢？在這個時候，宜家已變得無力反擊，只能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搬出被大多數(shù)人所認同的“文明”話語來制約老年相親團。

在這場宜家與老年相親團的對抗中，顯然宜家輸了。當然，這不只是宜家的問題，作為全球資本主義鏈條中重要一環(huán)的跨國資本，宜家只是其中的一個代表，這也是資本主義發(fā)展到今天碰到的中國式難題。以單一的邏輯和標準來處理復雜的在地性問題當然會遇到麻煩，這透露出當代資本主義的固化和短視。值得欣喜的是，這一次老年相親團的舉動是對資本和消費邏輯的一次挑戰(zhàn)，當原本更多的公共空間被資本一次次侵占，當老年越來越無處可去，是時候需要把這些公共空間再要回來，這不失為大爺大媽們一次有力的嘗試。